2023年2月20日，阿里研究院主办的“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”——2023新经济智库大会，邀请十余位来自学术界、产业界和咨询界的顶级学者、专家和企业家齐聚一堂，围绕“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”这一话题，展开思想和观点的深度碰撞。

 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以《数实融合要有新认识》为题进行主题演讲。他认为，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，而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，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传统实体经济。

  以下为刘尚希院长演讲主要内容整理——

  一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

  数字经济是未来的主体经济形态。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一体的。以发展的眼光来看，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，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。

  同时，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还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。发展要有增量，增量体现在数字经济。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增长点。不能简单地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割裂开来，实体经济的未来还要靠数字化提升。

  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。比如说，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，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即平台型企业的出现。

  平台型企业跟传统的科层制企业最大的不同，体现在开放性上。传统科层制企业有很强的封闭性，由董事会、总经理作决策，层层执行，而平台型企业是一种自组织型的生态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自主的主体，主体可以自动组合成小微群，小微群再进一步组合，组成大群，逐渐地形成一种生态。这就像人身上的细胞，不同的细胞进行组合，形成了脏器，再进一步延伸形成骨骼肌肉皮肤，形成了整个人。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恰恰就像新细胞，比工业经济活力更强。

  如果基于工业经济的逻辑去认识和规制平台型企业，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。数字经济是国家的未来，一步赶不上、步步赶不上，会影响国家竞争力。因此，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要做到审慎包容。

  另外，要重视数据的作用。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，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要素，可用的资源更多了，不可交易的资源变成可以交易，这在工业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。平台经济也被称为共享经济，它意味着存量社会财富可以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，进一步提高效率。同时，虚拟研发、虚拟制造、虚拟培训等在虚拟空间中实现的形式，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成本极高，甚至不可实施；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，恰恰成本很低、效率很高，意味着研发、设计、培训速度大大加快，个性化定制也可低成本提供。

  数字化自组织的功能形成生态，正快速改变经济、社会，甚至政府组织方式，体现数字化的高渗透性、高增值性。数字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经济，还包括数字社会、数字文明。

  二、数字经济需要宽松的发展环境

  数实融合动力来自于市场，政府为之创造条件，但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。中国数字经济从消费服务业起步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功能，通过创新和企业家精神，不断成长壮大。数字消费不只是消费方式的改变，更是消费市场逻辑的彻底颠覆。传统的消费市场是物理时空里人工、线下的方式；现在消费市场是在虚拟空间完成交易的，不受物理时空限制，效率大大提升，成本大大降低。这种在虚拟空间实现的供需匹配为制造业提供了全新的数字供应链。

  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创造的宽松环境。凭借这种宽松的环境，中国抓住了数字革命这个战略性机遇，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。今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，特别是各个产业的数字化，仍要依靠这种宽松环境。数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迭代创新的过程，而迭代创新是没有参照系的无人区，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，有可能成功，也有可能失败，可能带来好的结果，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。不能按照传统思维去判断认定，否则可能遏制一些好的结果。

  目前，产业数字化需要大量的“数字中介企业”。数字中介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服务，比如说中国的SaaS市场。中国的SaaS市场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。对小企业来说，数字化转型恰恰需要进一步推动这些数字中介企业的发展。

  总之，数字经济要快速发展，政府要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，提供宽松的环境。

  三、传统产业政策已不适用于数字化时代

  传统产业政策跟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不匹配了。

  传统产业政策适用于工业经济升级，而不适用数字化转型。升级意味着是在原有路径上的提升，转型意味着是换轨发展。数字化转型，就是换轨换道，而不是在原有路径上继续提升。传统产业政策在促进工业经济升级方面有一定的作用,但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急剧下降。数字化转型要创造各种应用场景，企业要自我革命，调整企业科层组织方式。例如，海尔的新模式就是把传统工业企业科层组织模式变成了平台模式。

  海尔的这种管理模式转型变成了发达国家教科书上的案例，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。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，各个行业相对独立；现在各个行业不断融合，边界越来越模糊。海尔制造电视机、洗衣机是典型的制造业，但现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，转型到健康、养老、医疗、消费等行业。传统产业政策中，产业边界很清晰；当跨界融合时，很多新业态就不再适合于传统的产业政策。

  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很快，其竞争是跨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产业政策效果未必如愿，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、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。传统产业政策跟数字化的匹配性已经大大下降。政府也需要政策创新，以更好地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。

  四、以“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”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

  要以“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”来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面向未来，数字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与工业经济条件下一定是不同的。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、定价机制、竞争方式都不同了，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，这些怎么去判断，需要新认识。为此，要有一个新的方针，也是数实融合的方针，以此来对待新的经济形态，这个方针就是以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。

  工业化依然很重要，它是基础，在这一基础之上，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。所以，切不可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作为对立关系来理解。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，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经济全面数字化，通过数字化把工业化变成数字经济，把传统工业经济的各个产业变成数字经济，让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上一个大的台阶，实现质的提升。数实融合事关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，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，这是一件大事，需要大家都来深入的思考，共同来推动数实融合。